吴翠明

　　作为一名专业观众，笔者在国内外看过大量展览。作为博物馆人，也参与策划过各种主题的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笔者常常观察国内外的同行是如何做展览的，也常常思考今后我们该如何做展览。学会“讲故事”，是让展览吸引人的重要方法。利用一切合理的展览手段，挖掘、表现文物展品背后关于人的“故事”，包括其时代、地域、活动、思想、情感等信息，使得“物”背后的“人”透过策展人的解读和表述，走到观众面前来，以生动有趣且代入感较强的方式，拉近与观众心灵的距离，让他们对文物展品和相关历史背景产生兴趣，并在参观过程中形成某种观展体验。

　　扎实严谨的研究是“讲故事”的前提和基础

　　博物馆的策展工作，不是编些“仙人指路”、“望夫石”之类的噱头来吸引人，远比这严肃得多。所谓“讲故事”，其实就是将文物相关的背景信息，加以筛选、编排，用一种尽可能丰富翔实、生动有趣的语言来传达给观众，一切以严谨的研究和考证为前提。

　　在和同事筹备“深圳民俗文化”陈列时，曾设计一个反映清代“土牛鞭春”习俗的复原场景。因有文献记载，定方案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在设计县令的动作却很难，对于县令在主持“鞭春”仪式时，是左手扶犁、右手扬鞭，还是右手扶犁、左手扬鞭?很难确定。经过了多番讨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图像，又访问了深圳本地的老农民，才定下了最终方案。

　　在做深圳赤湾天后庙的“辞沙”习俗展项时，查阅到不同文献都提到它使用了“太牢”(猪牛羊)祭祀。但是，到底是大猪还是乳猪、黄牛还是水牛、山羊还是绵羊、生的还是熟的、烤的还是煮的，没有文献会详细描述。然而展览场景复原必须要具象，这就得靠研究者分析当地历史上的环境和物产来推测，就算做不到百分百还原，但必须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经得起推敲和质疑。

　　现在很多展览都会使用到音效。“深圳民俗文化”陈列有个展项，是复原深圳观澜古墟，背景音里有一段母子对话，孩子念了一首民谣：“龙岗鸡，大鹏鲍，南头荔枝沙井蚝，石岩沙梨金龟桔，还有深圳云片糕。”通过这首民谣，我们向观众传递了三层信息：第一，深圳历史上曾经广泛流行过这么一首民谣；第二，这首民谣集中反映了深圳的历史名特产；第三，请深圳本地孩子用本地土白话“围头话”来录音，让观众领略深圳本地方言。

　　类似例子很多。如果没有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没有严谨的考证，没有扎实的研究做基础，展览做出来往往就会流于表面，深度不够，经不起推敲。我曾开玩笑说，策展人是一群“内心戏”很足的人，有满腹的话一腔热情要向观众诉说，但最后观众能领会的，可能不足十分之一。就像上述的民谣背景音，很多观众都会忽略，但如果有讲解员跟他们点出来，很多人又会恍然大悟，饶有兴趣，成为参观体验中一个亮点。

　　技巧、情怀和合理的想象力

　　在展览中善用“讲故事”，往往能打动观众，引起共鸣，成为展览的亮点，在观展体验中形成小高潮。一个好展览，陈列语言往往有叙事性，张弛有度，有起有伏，起承转合，高潮迭起，水到渠成，意犹未尽。如何在展览里“讲故事”，该在何处“讲故事”，选什么题材，从哪个视角，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一定的技巧。“故事”讲得太多，会流于庸俗，不讲或者讲得太少，又显得单调枯燥。这需要策展人费煞苦心、匠心独运，但又要追求不落痕迹、恰到好处。

　　以深圳博物馆的“深圳改革开放史”陈列(第八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为例，整个陈列大量使用了实物、照片、文件、图表、雕塑、模型、沙盘、油画、视频、投影等展览手段，以史料为主，以宏观叙事为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些史料和数据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往往会比较枯燥，因此，策展人又穿插了几处场景，“讲深圳人的故事”。

　　为了反映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人的生活，征集了一位从1951年起就在深圳定居的老职工的全套家居用品，在展览中按原貌复原，这些带有七八十年代生活印记的旧家具、旧电器、老物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年长观众尤其倍感亲切，很多人在这里驻足、拍照、留念。

　　为了反映特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基建工程兵艰苦开拓的历史，展览复原了一个工棚，以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生动再现了基建工程兵在窄小的工棚里生活、休闲、娱乐的状况，体现了他们在“人在床上睡，水在地下流”的艰苦环境中豁达乐观的精神面貌，把观众带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工棚对面，是国贸大厦建设的场景复原，生动表现了开创时期深圳城市建设万马齐嘶的宏大场面，再现了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和那段史诗般的历史。

　　这几个“故事”讲得非常成功，它截取了关键历史节点的典型画面，反映的是平凡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片段，有故事，有情节，有温度，有情怀，体现出来的大历史情结和小人物光辉，能直击人心，唤起观众共情，在观展体验中形成高潮。

　　“讲故事”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情怀，研究者要尽量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做口述史研究，做田野调查，做参与式观察，记录他们的故事，了解其经历、思想、情感、愿景。展览毕竟做不到百分百的历史还原，在科学严谨的研究基础上，不妨大胆想象，甚至可以采用一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只要经得起合理性推敲。

　　呈现不同程度的信息让观众自由选择

　　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不少策展人有文人审美倾向，喜欢“留白”，对于展览中大量使用文字资料比较排斥，觉得观众会缺乏耐性，嫌烦嫌累，又或者觉得读图时代，应以图片为主，文字尽量简洁。

　　这种取向在一定语境中是合理的。但如果太过了，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展览信息不够翔实丰富，该讲的展品没讲透，背景知识没有很好的展开，背后的故事没有充分挖掘，过分讲究“留白”、简洁，有时会给人简陋的感觉。其实并不是策展人偷懒，在策展过程中，我们会收集大量的资料，在编排过程中进行取舍，最后呈现给观众的，由于种种现实的限制(比如展览空间局限，经费问题，“留白”、求简的策展取向等)，可能只有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参观过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香港科学馆的一些历史文物类、古代艺术品类的展览，尤其是一些很成功的大展，发现香港同行在展览里呈现出来的资料要丰富得多，他们不怕观众嫌烦或者视觉疲劳，有时候信息量甚至可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香港同行可能在研究工作和资料储备上比我们更用功。

　　还有一个妙处是看多了香港的展览才慢慢体会出来的。那就是，香港的同行们不会过低估计观众的接受程度，所以尽可能翔实全面的把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信息展示给观众，让观众自己选择。观众的受教育程度有高低、兴趣偏好不一、审美取向有异，但这样“做多”比“做少”有个明显的好处，观众具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而“做少”的展览，却剥夺了有较高需求的那部分观众获得更多更深的展览信息的权利。部分策展人自以为是的“深入浅出”、“去繁就简”，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就低不就高”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大量的资料堆砌也会影响观展体验，看展览如果信息量太大，不光腿累，眼睛也累，脑子也累。香港同行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据我观察，他们就是采用了丰富多样、富于变化的多种展示手段来解决的。不同类型的、不同主线的、不同脉络、不同层次的信息，采用不同的展览语言、不同的格式、不同的模块、不同的设计进行合理编排，多而不乱，繁中有序。另外在声光电、视频、视觉艺术、参与互动设计上也多做文章，不断刺激观众的兴奋点，激发他们的兴趣点，使得观展体验既新奇生动有趣，又能全方位多角度吸收展览信息。看完一个展览，就算没有讲解，观众也能通过展厅的陈列，对整个展览和涉及的历史背景有完整而清晰的印象。(上)

　　引领审美潮流

　　初期从事策展工作的人，容易走入一些误区。比如喜欢迎合观众，做那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展览，尤其是一些民俗展，动不动就闹洞房、坐花轿，或者摆点锄头犁耙、锅碗瓢盆，从内容到形式粗糙简陋，千人一面；或者追求标新立异，为了营造轰动效应，刻意强调那些假大空或者子虚乌有的所谓“亮点”，把传说当历史；又或者夸大文物或展览的价值，动辄标榜“国内首个/首次”、“目前世界上/国内最大/最古老/唯一”等，反而忽视了对文物、展品、展项本身的学术价值、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还有些展览，喜欢迎合某种不健康的族群文化心理。笔者看过一些客家名人图片展，把当代客家人聚居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名人都拉进来，其实仔细推敲，很有可能这个名人生活的时代，比客家人迁徙定居到该地区的时代，要早得多，两者并不存在传承关系。客家人形成一个族群或支系，有一个历史过程，时代大大早于客家支系形成或定型的历史名人，严格来说并非客家人，甚至还不一定算客家人的祖先，就算二者存在传承关系，但如果不具备排他性，其他非客家族群也可以说该名人是自己的祖先。当然，按这种逻辑，炎帝黄帝都是客家人的祖先，但这种东西出现在祠堂、宗亲会、同姓联谊会当然没问题，可是出现在博物馆里，就失之严谨了。

　　我们挖掘文物、展品、展项背后的文化信息，希望通过“讲故事”来吸引观众，是手段；“让文物活起来”，使观众能在历史和现实中观照自身，以史为鉴，有所裨益，或者得到美的享受，为博物馆带来更高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是结果；但博物馆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引领审美潮流，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对博物馆人提出更高要求的时代命题，博物馆人整体的审美水平、知识储备、研究能力、文化素养等，应该超越普通观众，处于社会大众的平均线以上，我们才能挖掘更多高格调、正能量、高品位、立意创新的主题，才能呈现更多丰盛的文化大餐给我们的纳税人。我们交出来的作品，必须不断超越自己，超越当下，它应该是更新的、更美的、更丰富的、更高水准的。

　　虚怀若谷，厚积薄发，在不断积累中求进步

　　时代对博物馆界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加倍努力。策展人需要平时积累大量的资料和素材，除了文献资料外，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大量看展览和拍照留底。读图时代，所谓“无图无真相”，十行字往往不如一张图有说服力，策展需要用到大量的图像资料，书上的图片不一定好找，网络上的图片像素普遍偏低还涉及版权问题，自己拍的照最好用。笔者做过一个欧洲玻璃艺术史精品展，其中一部分展品属于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这对欧洲人可能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概念，但对很多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所以就用到了在欧洲旅游时拍摄过的巴洛克建筑和洛可可内饰的照片。在做道教文物展时，就用到参观道观或者特地去道教场所拍的照片。在给观众、志愿者、讲解员做讲座或者培训时，介绍深圳客家围，说到客家围的起源时，就用到在香港历史博物馆拍摄的某个临时展览的文物——来自广西出土的陶屋模型。

　　不断观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从同行的作品中学习，缺憾可以吸取教训，优点可以为我所用，每次观展，尤其是大展，都能给人新的启发。除了博物馆、展览馆的陈列，美术馆、科学馆的展览也要多观摩学习，还有一些城市建筑双年展，甚至各种博览会的展览，他们的展览往往更酷，科技含量更高，在展览手段和设计理念上比我们做得更好。不同定位的场馆、不同行业领域的策展人，对展览的切入点和视角往往不一样，对展品的解读方式也大异其趣，这种观展常常让我们耳目一新。主动跨界学习更能触动我们求新求变，不固步自封，方能不断进步。

　　策展人不能闭门造车，需要经常从观众、博物馆志愿者、博物馆会员那里吸收反馈信息。笔者和一些同事，在自己参与策划的展览开展以后，会组织一些策展人现场讲解活动、观众座谈会、学术讲座或者文化参与活动，及时和观众交流，尤其是和对博物馆比较关注的志愿者、会员进行沟通，他们往往能给我们新的裨益和启发。深圳博物馆的部分志愿者，往往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文史知识扎实，品位不俗，其中不乏海归，看过的世界著名博物馆比我们还多，甚至会多国语言。他们能从自己的经历和角度，给我们不少有用的建议。笔者也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目的就是为了能经常在一线跟观众和志愿者接触。

　　策展人要有归零的心态，不管我们从业经验有多丰富，每接触一个新展览，尤其是涉及新领域时，我们都要谦虚，把心态放低，一切从零开始学习。相对于博物馆业包罗万象的行业生态，面对各种差异性非常大的陈列主题，我们的知识储备其实是严重不足的，知识结构也是不完备的。就算是专家，也只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很少有在多个领域都懂的通才。研究青铜器的不懂陶瓷，研究木雕的不懂书画，研究石刻的不懂明清家具，研究民俗的不懂古生物，研究近代史的不懂古代史，这都是很正常的。但这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策展人，每接手一个展览，就当自己是一无所知的，一切从零、从头开始学习，只要知道收集资料的科学方法，只要懂得陈列展览的基本规律，只要我们用心，将前人积累的精髓，加以自己的解读创新，还是可以策划出好的展览主题，撰写出合格的陈列大纲，设计出美而新颖的表现形式。

　　以深圳博物馆为例，目前除了五大基本陈列，每年还有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的临时展览，有些是馆藏的，大部分都是借展，国内外各种专题都有涉及，领域众多，差异性也非常大。有些展品和展览涉及的专业领域，对本馆研究人员和策展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深博一向对内有要求，所有借展，一律得由本馆策展人重新编写展览大纲，要体现新的东西，比如新的章节编排、新的解读、新的背景资料，甚至会对展品基本信息都会有修正。笔者参与策划过的某个展览，就发现由于出借方工作不细致，好几件文物尺寸是错的，需要我们重新测量，其中一件展品，出借方定为中国文物，但专家鉴定是日本文物，还有一些展品，专家鉴定后认为该文物断代有误，也会调整相关展品信息。

　　博物一词，本身就有“包罗万象”之意，从古到今，不管时代和公众对博物馆提出的要求有何变化，这一点似乎从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博物馆的性质决定了博物馆人必须虚怀若谷、厚积薄发，在兼收并蓄、包罗万象式的学习中不断求进步、求突破、求创新。

　　工作时间越长，就会越发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能力不足。不过，与时俱增的不仅仅是谦卑感，还有幸福感和职业自豪感。别的不说，光是天天接触到这么多人类文化遗存的精髓、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就够幸福了。曾经有个小朋友参加过深圳博物馆的一个活动，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收获了很多冷知识，感到非常开心。”是的，博物馆人提供很多冷知识，研究者和策展人在工作中学到最多的也是各种冷知识。所谓冷，是相对那些经世致用的“热”门知识而言的，但它永远不过时，因为它与智慧有关，与人类的好奇心有关，与美有关，也与快乐有关。广东省博物馆的官微曾发过一篇文章，提到了一名观众的留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我们有博物馆啊!”这也许是对博物馆人最高的褒奖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