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继业

　　摘 要：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之前的17年，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国纪念类博物馆的初创期。由于所处时代及纪念馆类型的特殊性，政治使命决定了纪念馆的建设并影响其发展。对于这一时期纪念馆发展的梳理，一方面旨在为我国纪念馆研究提供资料整理, 同时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尝试为当下纪念馆的发展理念提供助力。

　　关键词：

　　纪念馆; 政治使命; 科学发展;

　　一般认为，纪念馆相对于其他类别博物馆来说是新近的类型，是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兴产物。“纪念性博物馆是解放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类型的博物馆”，“这种纪念馆， 解放前是没有的”。[1]可查最早的纪念馆是1948年10月建立的东北烈士纪念馆[2],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纪念馆数量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特殊时期政治使命影响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 面临着内外两重忧患:国际上, 由于国家性质的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对立, 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抵制, 更由于为抵抗外部势力影响而参与了朝鲜战争;在国内, 社会发展各方面百废待兴, 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亟需解决。鉴于此, 获取民众对于新的国体与政体的认可至关重要, 政治的宣扬也就成为国家文化系统的工作重心。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中就表明:“一年以来, 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总方针是普及与提高人民新的爱国的文化”[3]。而具体到博物馆行业, “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的认识历史、热爱自然、热爱祖国, 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4]。政策导向成为纪念类博物馆发展的准绳。

　　文物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发展历史的记录与佐证, 通过文物尤其是革命文物的征集与展览进行教育与影响就成为政治宣扬重要的手段。因而, 建国之初的1950年, 国家就颁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

　　中央革命博物馆, 业已在京成立筹备处, 正式开始征集整理工作。全国各地区对一切有关革命的文献与实物, 即应普遍征集。[5]并对于纪念馆的建设作出相关指示:

　　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如条件具备时, 亦可筹设地方革命博物馆或在原有博物馆内筹设革命文物陈列室。[6]

　　全国范围内纪念馆的建设由此开始, 纪念类博物馆的数量快速增加, “从解放后到1956年仅文化部系统的纪念馆已发展到21个”[7]。由于纪念馆作为新生类型, 其建设的各方面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 故1953年2月文化部发出《在修缮革命建筑及成立革命纪念馆时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的通知》[8], 然而由于对纪念馆性质等的认识不足, 这一时期纪念馆的建设并不能满足政治教育与宣传的需要, 更多对于革命文物的征集结果体现在其它类型博物馆甚至图书馆的陈列展览之中, 如广东省立图书馆举办的“鸦片战争以来史料展览”[9]和鞍山市立图书馆举办“反抗美帝扩大侵略阴谋展览会”[10]等。

　　为更好实现服务政治的功能, 纪念馆的相关理论诸如建设条件、性质、特征等的确立就显得迫在眉睫。尤其在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讨论产生的关于博物馆基本性质和任务的“三性二务”论如何在纪念馆得到实现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因而文化部文物局于1957年召开了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对于纪念馆的理论作出详细地阐述:

　　纪念性博物馆是解放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类型的博物馆。它是以历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的有关遗址、建筑物等作为基础, 恢复历史原貌, 来纪念这一事件、这一人物的纪念馆, 并通过它来向广大群众进行历史的、革命斗争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传统教育。

　　纪念馆的特点, 是不同其他的历史博物馆, 它是更具有真实性, 是真人真事的遗留建筑物, 是其他复制品, 或绘画等美术品所不能代替的——我们一定要把纪念建筑物及其遗物进行恢复, 当时历史面貌的陈列其价值和意义也就在此。

　　纪念馆的特点在于它所纪念的对象是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 为广大群众所热爱。纪念馆的馆址与所纪念的对象, 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广大群众所响往, 尤其是原状布置, 更真实、生动, 能够使观众发生设身处地、身历其境、如见其人、如冕见其事的感情。

　　纪念馆是博物阶的一种类型, 它具备博物馆所具有的性质, 同时它又是一种纪念形式。所谓具有博物的性质, 是指在一个纪念馆发展成熟时, 它应该是成为对历史上某一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进行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的机构之一, 以及部分有关遗物资料的收藏室。同时因为它是在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杰出人物有关的纪念建筑物或纪念地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因此它又是这一事件或人物的纪念场所。[11]

　　而后, 在其闭会时的发言中明确表示了建设纪念馆的价值与意义:

　　今天人民中国有必要把这些史迹、遗物重点的保护起来, 更有系统的恢复起来, 以纪念馆的形式把它固定起来, 以满足人民的意愿。同时, 又以它来教育人民, 使人民可以受到历史的、革命的传统教育。[12]

　　继而在回顾过去几年纪念馆建设工作时表明:

　　怎样来办博物馆?老实说过去文化部文物局以及各地文化局、各个馆可以说都是没有经验的。有人问, 文物局对于过去几年纪念馆性质方针是否明确?我可以答复, 文物局是认识到要办、而不知道怎么办的。[13]

　　综观会议上其两次讲话的内容, 此次会议实质上是我国纪念馆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一方面, 会议回顾了自建国伊始至1957年间纪念馆的发展并指明其困境在于缺乏相关理论和经验;另一方面为我国纪念馆的建设在概念、特点、性质、类别、任务等方面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科指导, 为其后纪念馆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这次会议将纪念馆的中心价值从理论上定位于政治使命, 并从思想上确立了大力发展纪念馆的目标, 但同时也针对纪念馆的建设表示了“应防止不问条件的‘滥发展’和对将来可能建纪念馆的遗留建筑没有及时保护而使之遭到破坏”[14]的态度, 表明在纪念馆理论形成之初就已经一定程度关注了纪念类博物馆在建设规模等方面的科学发展问题。

　　出于政治使命而生的纪念馆, 也必然易受意识形态领域变革的影响。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推进博物馆行业的“大跃进”, 1958年3月, 文化部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 而后, 文物局整风领导小组和局机关召开了“务虚”会议, 对于政治和文博事业的关系以及总路线在文博事业的贯彻问题进行讨论:

　　务虚会在讨论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时, 指出在过去工作中, 政治是挂了帅的, 但挂的不够, 如工作中存在重古轻今的现象, 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陈列筹备, 抓得不利, 对知识分子, 在一段时间里强调照顾多, 强调思想改造不够。在讨论总路线能否在博物馆贯彻的问题时, 认为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有两条道路的问题。会议否定了筹办一个博物馆需要一定的时间, 把某些市、县宣布在几天之内就办起一个博物馆看做是贯彻总路线的好经验加以肯定。[15]

　　博物馆工作“政治挂帅”和全面“大跃进”的理念得到确立。在此基础之上, 文化部制定了《1958年工作计划》和《文物博物馆事业五年发展纲要》, 针对博物馆的建设, 提出“博物馆, 大中小结合, 大量举办小型地志馆和革命纪念馆”[16]的指示, 片面强调博物馆数量, 力图“做到县县有博物馆, 社社有展览室, 全国形成博物馆网”[17]。这一方针导致对于纪念类博物馆数量的发展规划严重超出正常范畴, 计划“至1962年, 纪念博物馆由现有的22所发展到115所, 并以现代革命史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和革命者、烈士的活动遗址为主”[18]。而后, 全国范围内响应文化部文物局的政策, 进行相关工作部署。同年8月, 于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博物馆会议, 响应文化部的五年发展纲要, 确立“多快好省”的博物馆建设方式, 会议上请示在1958年的“十一”或1959年元旦实现县县有博物馆, 社社有展览室的目标, 作为向党的献礼。[19]同年9月, 于安徽省召开十六个省、市、自治区文物、博物馆跃进会, 会议提出“先普及, 后提高”的建设方针, 并特别针对纪念馆的建设提出:

　　将所有的革命遗迹, 尽量的和尽可能地保护下来, 其中有些革命遗迹在请示当地党委批准以后, 就迅速的建立起革命纪念馆, 以加强保护;并向广大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20]

　　两次跃进会议基本奠定了全国各地区博物馆建设的具体方针, 针对纪念馆的建设, 其基调可总结为“多”、“快”、“小”, 这一基调决定了全国纪念馆的后续发展。至同年11月, 为继续推进博物馆行业的政治使命, 文化部召开全国省级地质博物馆和革命纪念馆馆长会议, 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 倡议“通过革命文物的保护、展览, 发扬艰苦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2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各地加紧调查革命文物与革命遗迹, 推进纪念馆的建设, 如河南省就作出如下通知:

　　要求今年年底以前, 通过调查和征集, 基本上掌握革命遗迹等全部情况和搜集、保存一大部分革命文物。通过研究, 提出意见报新党委批准;明年国庆节前把应建立革命纪念馆的地方全部建立起来, 以便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22]

　　综上, 1958年是我国纪念馆建设发生重大变革的开端。由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变动, 政治使命驱动纪念馆乃至整个博物馆行业的非正常发展。政治的持续影响延续了纪念馆这一发展形态的时间, 直至1960年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 依旧认可博物馆行业“大跃进”的做法, 并继续推进全国范围内博物馆的建设, 以期“在全国形成博物馆网”[23]。

　　纪念馆发展势态的健康化同样始于意识形态领域国家层面思想路线的调整。1961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总结前一时期建设的经验教训, 纠正“大跃进”活动中的失误。为贯彻这一方针, 国家文物局于1962年颁布了《关于博物馆和文物工作的几点意见》, 对包括革命和历史遗址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作出相应规定, 并对全国范围内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进行总结, 并“撤销了一批市、县展览馆和内容重复, 没有特点, 文物不多, 观众很少的专、市、县博物馆以及纪念意义不大的纪念馆”[24]。自此, 纪念馆的发展逐渐转回正常状态, 转而趋向符合科学发展发展规律的态势。

　　政策变化对于纪念类博物馆的影响最直接体现在纪念馆建设时间、任务方面。然而“大跃进”活动中的浮夸风使得这一时期对于博物馆行业发展状况的记录显得不甚科学, 如1958年就有统计显示:

　　截至九月底止,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新建博物馆加上原有七十二座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共达937座之多, 比去年增加13倍, 超过英国 (据1958年英国手册统计英国博物馆总数约900座) , 仅少于苏联和美国, 跃居世界第三位。[25]

　　而后又对全国县博物馆、社展览室进行统计, 仅18个省的数据就分别多达865和85068座之多, 因而在数据的真实性方面值得怀疑。故本文尝试整理自1949至1966年间纪念类博物馆建设名录, 以期得到相对真实可靠的数据。具体如下表:

　　从名录表可以看出, 自1949至1966年间, 纪念类博物馆的数量变化与建馆任务基本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政策变化的影响。

　　从纪念馆数量变化来看, 自建国之初至1957年, 属于纪念类博物馆经验积累与理论酝酿发展时期, 纪念馆的数量基本呈现相对平缓的递增趋势, 纪念馆在探索中逐渐发展;自1958年始, 受“大跃进”发展政策的影响, 纪念馆的建设在数量上成倍增长, 尤其是仅1958与1959两个年份纪念馆的建设数量就超越了自建国至1957年的总和, 呈现非健康的超速状态;而后随着“大跃进”活动态势的减弱以及新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在国家对于纪念馆的建设作出政策调整之后, 纪念馆的建设重新回归相对平稳的发展。

　　从纪念馆的任务来看, 统计的84座纪念馆中, 明确表示以呈现近代民主革命历程、宣扬中共历史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的革命类纪念馆有69座, 占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非属近代革命类纪念馆中, 政治教育的任务同样凸显, 如上海鲁迅纪念馆在建设筹备时就表示:“华东文化部筹备鲁迅纪念馆, 正是建筑在群众这种要求上的, 从此纪念鲁迅先生的事业将更具体的日益发展, 广泛的传播先生的精神, 教育着广大的中国人民”[28]。这是特殊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 更是国家政治力量与政治导向的直接反映。

1 9 4 9-1 966年我国纪念馆建设名录[26]

　　分析可见, 1949-1966年间我国纪念馆的发展体现国家政治力量的影响。其担负着国家政治宣扬的任务而产生, 以国家政策的指导为发展方向, 并受意识形态领域政策变化的深刻影响, 换言之, 纪念馆是这一时期国家政治使命的集中体现。然而, 作为社会存在, 其发展也必须遵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即必须遵循科学发展态势。事实上, 早在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 讨论博物馆发展中的科学性时, 就对纪念馆特别是革命纪念馆的建设作出科学规划:

　　文化部着重在两年至五年内办好几个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又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专门性博物馆, 其中更以自然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为重点。[29]

　　而后在1957年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座谈会形成纪念馆相关理论时, 也提及防止不问条件发展以及其可能对于以后可建纪念馆遗址的破坏。然而在其后严重“政治挂帅”的纪念馆建设情况下, 忽视了科学的发展规律, 片面追求数量和快速, 使纪念馆的发展遭受挫折。博物馆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场域, 政治使命下诞生的纪念类博物馆中状况尤甚。建国17年我国纪念馆经历了理论的形成与曲折的前进, 这种曲折昭示了纪念馆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当政治性超越科学的底线, 纪念馆必然无法持续以正常的态势发展。

　　注释

　　[1]王冶秋:《在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提纲) 》,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第1页。

　　[2]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记事 (1949-1999) 》, 文物出版社, 2002年9月, 第27页。

　　[3]《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6期, 第11页。

　　[4]沈雁冰:《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2期, 第1页。

　　[5]《征集革命文物令》, 《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Z1期, 第8页。

　　[6]同上。

　　[7]王冶秋:《在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提纲) 》,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第1页。

　　[8]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 (1949-1999) 》, 文物出版社, 2002年9月, 第55页。

　　[9]《广东省立图书馆举办鸦片战争以来史料展览》, 《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7期, 第24页。

　　[10]王之平:《鞍山市立图书馆举办反美侵略展览会》, 《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1期, 第17页。

　　[11]王冶秋:《在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提纲) 》,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第2页。

　　[12]王冶秋:《在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闭会时的发言》,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第5页。

　　[13]同上。

　　[14]于坚:第一次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记要,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第4页。

　　[15]沈庆林:《“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国博物馆 (1958年-1965年) 》, 《中国博物馆》1996年第9期, 第78页。

　　[16]《文物博物馆事业五年发展纲要》,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17]同上。

　　[18]沈庆林:《“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国博物馆 (1958年-1965年) 》, 《中国博物馆》1996年第9期, 第78页。

　　[19]王冶秋:《十一个省 (市、自治区) 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小结》,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20]《十六个省、市、自治区文物、博物馆跃进现场会议建议书》,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第3页。

　　[21]《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搞好反映十年来建设成就陈列展览的倡议书》, 《文物》1959年第1期, 第4页。

　　[22]《河南文物局发出调查革命遗迹和征集革命文物的通知》, 《文物》1959年第1期, 第5页。

　　[23]沈庆林:《“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国博物馆 (1958年-1965年) 》, 《中国博物馆》1996年第9期, 第82页。

　　[24]同上。

　　[25]《我国博物馆发展盖过英国》,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第31页。

　　[26]相关资料来源参看: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记事 (1949-1999) 》, 文物出版社, 2002年9月;中国博物馆学会编:《中国博物馆志》, 华夏出版社, 1995年6月。

　　[27]东北烈士纪念馆于1948年10月建设开馆, 尽管其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但仍属解放后的成果, 且在建国初期的政治服务占据重要地位, 故此一并收录。

　　[28]王稼冬:《鲁迅纪念馆的成立前后》,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8期, 第84页。

　　[29]王冶秋:《发展博物馆事业, 为科学研究服务,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