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的直接意义集中表现在作出了两个科学决策：一是纠正“左倾”盲动的错误主张，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二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那么，遵义会议更深层、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它第一次不唯书、不唯上、不崇洋，开了党内民主决策的先河，成为了党内民主决策的光辉典范。

　　一、遵义会议前的民主酝酿，奠定了民主决策形成的坚实的现实基础

　　现代决策学理论表明，一个完善的决策过程，需要经过“提出问题、确定目标，综合权衡、拟订方案，评估论证、择优决断，实施执行、监督反馈”等四个环节。一般地说，这四个环节中的前两个环节，也称之为决策的执行阶段，第三个环节是决策的决断阶段，第四个环节则是决策的执行阶段。“确定目标”和“拟定方案”是形成和产生决策的基础。而决策目标的确定和方案的拟订靠什么呢?主要靠发扬民主，靠广泛地听取民声、征求民意、积聚民智。在这一点上，遵义会议的民主酝酿之广泛、之充分，可以说前所未有。

　　众所周知，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党内民主气氛严重窒息，家长制、“一言堂”式的领导充斥党内军内，重大会议、重大决策都由博古、李德个人说了算。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局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组织上排斥不忠实或不赞成他们观点的干部，在军事上依靠共产国际进行教条主义指挥，在经济上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将惩办主义、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导致中央苏区日趋萎缩，更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失败。在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上，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仅由“三人团”开两次小会决定。由于李德独断专行，搞瞎指挥，红军损失严重，至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和背景下，使中央领导层逐渐认识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家长式的领导不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就连曾经拥护过错误路线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认识到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开始转为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正如刘伯承所指出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第5次反‘围剿’以来，屡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4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顶点。”改变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家长式的领导方式，实行民主决策制度提上议事日程。党的领导层开始尝试着按照党内民主决策的机制召开会议，尽可能地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从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开始，党中央开始通过中央级会议讨论诸如进军方向、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第一次使博古的错误主张“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映而纠正了”，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决议。此外，为贯彻党内民主决策制度，朱德、周恩来于12月9日通电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在第一线的红军将领中，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等开始由敢怒而不敢言发展到起而抗争。显然，每个委员的意见都得到重视，民主决策机制已步入初始和实施阶段。12月底，中央红军进占贵州瓮安猴场，博古、李德等人仍反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尔后乘胜东进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样“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同时，为改变博古、李德个人说了算的领导方式，会议还强调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种广泛的充分的民主酝酿，为遵义会议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遵义会议中的民主决断，确保了民主决策实现的必需的程序要求

　　一个民主科学的决策，包含着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决策提出的开放性、决策参与的集体性、决策过程的程序性、决策论证的科学性，其中决策参与的集体性和决策过程的程序性对整个决策的科学性具有决策性作用。程序民主是民主决断的必然要求。在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中，严格执行了民主决策所必需的程序，集中对两大问题进行民主决断。即：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讨论失败”和“改变领导”两项内容。

　　在开展讨论的阶段，会议体现决策的开放性、集体性要求，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不同政见者的意见都得到充分地尊重和保护，并进行了合理的采纳，从而营造出了浓厚的民主氛围。会上，先是博古、周恩来分别代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报告，然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聂荣臻等与会者发表意见，自由讨论，参加会议的每一位党内军内领导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在“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议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在进行决断的关键环节，会议则严格遵循民主集中的原则，不搞先入为主，不搞主要领导人个人说了算，而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最后的决定。此次会议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民主决断：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次会议上，博古虽然是主要的被批判对象，但他改变了原先的不民主作风，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他的态度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这无疑有利于会议按照民主程序进行。对于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左’倾路线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三、遵义会议后的民主领导，提供了民主决策实施的可靠的制度保证

　　遵义会议后，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一是遵义会议虽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助手，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可以说他并不是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者，但事实上，遵义会议后党和军队的正确决策绝大部分来自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科学建议。二是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次数之多，密度之大，实为罕见。据不完全统计，遵义会议后至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召开的各类会议，党史上记载达29次之多。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遵义会议后的这两个现象，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遵义会议及以后召开的系列会议，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体制得以贯彻实施并不断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也正是毛泽东正确主张和建议升华为集体意志，得以成为党和军队行动指南的根本原因。

　　“高度民主、会议决定”已形成制度。据文献记载，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几乎每天都要开一个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1935年3月10日，中央负责人曾在苟坝开会，研究红一军团领导人聂荣臻、林彪提出的攻打金沙打鼓新场的建议，大多数人表示同意。毛泽东缜密分析当时敌我态势后，意识到如果攻打打鼓新场，红军有被敌人包围被歼的危险，于是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并以辞去职务力争。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鉴于以往党内民主缺失导致革命受挫的教训，决定民主表决。但由于赞成的占多数，会议通过了聂、林的建议，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在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定，所担任的职务也被民主表决掉后，并没有灰心，继续做争取工作。当天晚上，他找到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达命令，一起找朱德再商量，次日再议。11日开会时，毛泽东再次陈诉利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最终说服了大家，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苟坝会议表明，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吸取了以往教训，高度发挥党内民主，高度尊重不同意见和建议，不仅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的目的，更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不断加强，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民主集中制成了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进行斗争、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有力武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见自己兵强马壮，军阀思想膨胀，频频向中央发难，并争夺军事领导权。对此，党中央一方面尽力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强调两军都是党领导的队伍，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为此，在人事职务问题上，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原则立场问题上，则毫不妥协，对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俄界会议、求吉寺会议等会议上，由于党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使得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一直在党内处于下风，其篡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党和军队的统一，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是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它不可能开得很长，也不可能解决党和红军的全部问题，它只能集中解决当时情况下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问题，即组织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但是，遵义会议所形成和确立的民主决策、集体领导的精神和原则，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民主制度建设，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就是要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所实行的党内民主的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内的民主决策，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把党建设好，使之永远充满生机活力，永远保持先进性。

(作者系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