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的浏阳正是收割季节，一些社员正在田间割稻子，王震从一位老年社员手中要过一把禾镰，一边弯腰割起禾来，一边和他们聊起晚稻产量等情况。当得知这里用的就是他引进的种籽并增产时，王震像老农民一样，立即抽出一串谷穗，先数了数谷粒，然后摘下一粒丢进嘴里熟练地剥开壳子，取出来观察米的色泽，又放进嘴里品尝过后说：“好，没有变种，可以继续扩种，进行推广。”

　　接着，王震转过话题，征求大家对他亲属的意见，人们都知道他对亲属要求一向很严，亲属们的表现的确大多又很好，都说没有什么意见。王震不放心，又请几位年龄大的社员讲讲。大伙寻思了许久，才听一位社员说，听讲美先生养了群鸭子，有一次吃了他们队上的谷……

　　“哪个美先生?”王震不解地问。

　　“就是您弟弟王馀美。”

　　“他算什么先生，你们不能乱称呼啊!”

　　“不准这么叫!鸭子吃了谷赔了没有?”王震的话音开始高起来。

　　“这我们不清楚。其实，吃几粒谷算不了什么，赶跑了就行了。”“怎么算不了什么?如果大家都放鸭子吃队上的谷，社员吃什么?这个问题你们怎么不及时告诉我?”

　　几位老社员觉得要惹出事来了，一个劲地为王馀美开脱：“我们队上也有人放鸭子，吃了谷，一赶开就是了。鸭子嘛又不是人。” “你们队里的事你们处理，王馀美是我弟弟，我只管他!”王震越听解释气越大。

　　到了区委，王震就对上来迎接的区长罗统生、书记周名胜交待说：“请你们马上召集个会议，通知在家的区、社干部、马战大队、江背生产队干部都来，一定要请几位社员代表，还有我的那位美先生!”

　　人很快到齐了，小小的会议室座无虚席。王震一下坐到主席台上，叫周名胜、罗统生分坐两旁，同来的周立波和省里一位农学家坐在他们两边，摆出一个“三堂会审”的架势。

　　“开会!”王震大声地宣布。

　　“今天请大家来开会，主要是为了我家里的事!”王震说出了会议的目的，室内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坐在一边的王馀美却很不自在。

　　“王馀美养了群鸭子，鸭子是可以养的。但他管理不善，吃了队上的谷，这要不要赔偿?”

　　“损害群众利益要赔偿，这是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王馀美又不是解放军。”有位代表小声说。

　　“对，他不是解放军，但他是我弟弟，是我的亲属，我是解放军。既然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就一定要赔偿!”

　　“王部长，赔就不好讲，叫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何况损失又很少。”又一位代表发言。

　　“那不行。请大家提个赔偿的办法吧。”

　　“馀美家粮食困难，莫罚谷，我看就赔点钱算了。”一位代表调解地说。会场上也议论开了。王震侧身问周名胜。周考虑片刻后说：“赔是为了教育馀美同志，重在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依我看，将他的鸭子收归集体放养，作价付款给他，扣除一部分作为赔偿费。”

　　王震听后说：“书记这个意见好，大家鼓掌!”说完，他带头鼓起掌来。

　　这时，会议本可以结束了，王震意外地发现会议室门旁坐着一名军人，立即请他到前面来。这位解放军上尉是县武装部的罗科长，来这里出差，是特地赶来看看首长的。坐下来后才知道是王震在教育自己的弟弟，很受感动，因此，一直未走，想不到竟被将军点到自己了。他立即上前敬礼说：“请首长指示!”王震笑着说，我今天没有穿军装，但大家都知道我是名军人。现在我请你去执行一项任务：将王馀美的鸭子全部抓起来，交给生产队。

　　接着宣布散会，邀着周立波和那位农学家就走。周名胜追上来恳切地说，馀美病了好久，生活实在有困难，您是不是还回去跟他谈一谈，搞点钱接济接济他。

　　王震严肃地说：“对人民群众要尊重、照顾；对我的亲属要严格。先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等我办完了事再回来跟他谈谈。”说完就催客人一起上了车。

　　两个月后，兄弟俩再度相聚。王震首先向弟弟介绍了党的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讲解了搞好党群和干群关系的重要性，回忆起为革命牺牲的父亲和四叔的业绩。王震深情地对弟弟说，我们作为一名革命后代，作为一个干部的亲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珍惜自己的光荣，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更不能损害集体和群众的利益。要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舍得吃苦、舍得吃亏。这样，我在外面工作才放心啊!我知道，你为了家庭，为了我们，吃了不少累，我是很感激的!上次，我对你批评严厉了一些，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为的也是挽回不良的影响，相信你能谅解。

　　透辟的道理被弟弟接受了，对哥哥的一些误解化除了。他眼含热泪紧紧拉着哥哥的手，表示今后一定积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为建设好马战作出自己新的贡献。